编者按：10月15日，《理论视野》2025年第10期（总第308期），刊发广州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陈文锋的署名文章《破除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机制障碍的思考》。文章指出，教育、科技、人才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性支撑，其评价体系在特定历史阶段推动了科研与人才规模化发展。但以项目制、量化考核为核心的机制逐渐衍生出“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等痼疾，窄化教育价值与创新内涵，割裂育人本质、创新规律与人才生态的有机联系，引发教学科研失衡、学术功利化、人才评价单一化、学科发展偏离实际及学术自主性消解等系统性矛盾。其深层原因在于绩效主义与资源分配的深度绑定，叠加管理僵化、科研文化异化及利益主体行为失范。破除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机制障碍，需要构建实事求是、分层分类的评价体系，增加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评价中的权重，深化管理赋能与精准治理改革，重构政策导向与改革分配机制。现予以全文转载。

请全校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紧密结合学校发展大局和工作实际深入学习思考，系统谋划落实举措，将思想共识转化为推动学校“双一流”和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实际行动。

破除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机制障碍的思考

陈文锋

广州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广东省社科联兼职副主席、研究员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20世纪90年代后，以项目制管理、关键绩效指标量化考核为特点的教育科技人才评价体系（以下简称“该体系”），在特定历史阶段有效激励科研产出与人才培养规模化增长。然而，随着创新生态的演进和快速发展诉求的深化，该体系也呈现机械化、单一化倾向，衍生出“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等现象，窄化教育价值与创新内涵，扭曲资源配置与人才发展的内在逻辑，成为制约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结构性桎梏，深层割裂教育本质、科技创新规律与人才成长生态之间的有机联系，阻碍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格局的形成。以至于钱学森在2005年感慨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这便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改革。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全国教育大会、中央深改委会议等系列重要会议上多次对科技分类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改革以及如何用好教育评价指挥棒等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党中央、国务院把“破五唯”（“五唯”指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作为建立更加科学健全的教育和科技评价体系、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综合改革的突破口。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完善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的战略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深化科技评价体系改革，加强科技伦理治理，严肃整治学术不端行为”等深化改革任务。

一、阻碍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机制问题现状

近年来，为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国家相关部委层面密集出台20余项政策文件，系统性推进评价改革实践。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教育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改革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如清华大学从2019年起率先开启“破五唯”，创新学术评价体系的探索，强调克服学术评价中的“五唯”倾向；中国科学院推进科技评价和经济资源配置改革，规范科研项目申报和科研人员兼修等。然而，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2025年第7期《求是》杂志刊发署名文章，提到目前“破四唯”不彻底和“立新标”不及时同时存在，一些科研院所还在为争“牌子”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不少科研人员依然为报项目、发论文、评奖励、争“帽子”而分心伤神。[2]

该体系将复杂的教育与科研活动简化为单一量化指标，导致教学与科研价值失衡、学术生态功利化、资源分配两极分化、学科特色优势流失、学术自主性消解等系统性问题，已成为制约教育科研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障碍。其引发的深层矛盾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教学与科研价值失衡，育人根基被削弱

该体系将科研指标置于绝对优先地位，在资源配置方面，优质资源持续向科研领域倾斜；在评价标准方面，考核机制过度强化科研成果权重；在行为激励方面，教师精力趋向科研，压缩备课、指导学生的时间，将主要精力投入课题申报与论文撰写。这种制度偏差直接导致高校出现“重科研轻教学”倾向，具体表现为领导班子分工中的科研管理偏好，教学科研“两张皮”等现象。在医药类高校，教学人员与医护人员的职称晋升及收入分配机制里，教书育人水平、临床诊疗能力的权重有所弱化，人才“帽子”与科研成果的影响更为突出，这也使得部分人员教书育人或治病救人实际能力上未能充分匹配其高职称、高“帽子”地位。该体系使科研从创新工具异化为终极目标，形成高校、科研院所为提升排名、学生为顺利毕业、导师为了获取课题而科研的现象。相对而言，教育教学改革类成果因量化难度大、显效周期长等特点，在资源分配体系中常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进一步加剧教育教学边缘化，严重侵蚀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二）学术生态功利化，质量与诚信双重危机

在项目制短周期的科研管理模式和考核指挥棒导向下，很多科研项目在“申报项目—过程管理—成果验收”模式里循环，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人员普遍陷入“申报—执行—验收”的高频循环，大量精力耗费于项目申请、答辩与结题等事务性环节，挤压了深度研究的时间与空间。量化考核催生“重数量轻质量”的畸形导向，诱使部分科研人员为快速达成考核或结题指标，选择低水平重复研究或跟风热门课题，导致学术泡沫化，原创性不足；同时，学术诚信体系遭受严重挑战，论文抄袭、数据造假等学术不端事件频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近年均会分批次公布科研不端行为案件处理结果。买卖期刊版面的灰色产业链持续存在，据《中国青年报》调查，部分中介机构公开叫卖SCI论文版面，价格从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严重破坏了学术诚信环境，侵蚀了学术生态根基。[3]更有甚者，在利益驱使下，一些专家顶着“帽子”过度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四处站台亮相，对科研风气产生了不良影响，[4]引发社会公众广泛担忧。

（三）人才评价单一化，资源分配两极分化

当前，高校、科研院所在人才引培过程中，虽经政策引导，“唯学历”“唯论文”倾向有所缓解，但“唯课题”“唯帽子”现象仍然突出。行政管理部门主导的各类人才计划成为考核高校、科研院所的重要指标，致使人才评价过度依赖项目与头衔，如中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项目依旧是衡量科研人员能力水平和业绩的重要指标。即便在“破五唯”政策导向下，许多高校、科研院所仍单一地将论文、课题作为职称评审的必备前提条件，将人才简单标签化，形成“标签即资源”的恶性循环。拥有各类头衔的学者，在项目申报、职称晋升中占据绝对优势，部分高校甚至出现“帽子”人才垄断80%以上科研经费的现象。相比之下，擅长教育教学、社会服务或技术转化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即便在教育教学、临床诊疗、乡村振兴、民生福祉、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或受到广泛认可，也因缺乏论文、课题、奖项等“硬指标”而难以获得公正评价与资源支持。

（四）学科发展偏离实际，特色优势流失

高校、科研院所为提升排名，盲目追逐国际期刊论文数量与热点领域，导致研究机构扎堆、重复建设严重；而中医药、传统工艺、地方文化等具有本土特色与独特价值的学科，因难以契合主流国际期刊的评价标准，面临经费短缺、人才流失的困境。为适应评价体系，部分学科被迫削足适履，生硬对接所谓“国际标准”，丧失学科主体性。以中医药领域为例，受科学主义思潮影响，过度推崇“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双盲”临床试验模式，生产大量同质化的低效创新论文，而真正需要攻关的领域如中医经典理论的现代阐释、中医基础概念的现代研究、经典名方二次开发、中药复方作用机理等因资源不足难以推进，导致重大原创性科研突破缺失、学科发展偏离实际。习近平向2024世界传统医药大会致贺信指出：“传统医药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需要代代守护、传承精华，也需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中医药作为传统医药的杰出代表，是中华文明的瑰宝。”[5]传承是基础，创新是方向。此类为了拿课题、要“帽子”的研究，既有传承上的先天不足，又在创新方向上后天偏离，盲目创新导致传承危机，持续对中医药的生存根基造成深层冲击。

（五）行政化倾向加剧，学术自主性消解

量化考核异化为行政管控工具，高校、科研院所在管理中将论文、奖项等指标层层分解，行政部门过度干预学术事务，干预科学发展自有规律，干预创新规律，干预人才成长规律。同时，部分评审流程流于形式，同行评议沦为“人情评审”，难以识别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在干部人事配备上，对高校、科研院所领导岗位过多强调具备高职称、高“帽子”，因此有意无意导致教学、科研人员为了得到更多“帽子”和资源，往往倾向“学而优则仕”，追求专家与管理者“双肩挑”，但在工作实践中又容易产生精力有限、分配资源不平衡、管理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更值得警惕的是，容易导致“大树底下好乘凉”和“大树底下不长草”两种现象同时发生，催生学术近亲繁殖现象，部分单位在人才引进、职称评审中优先考虑“导师圈”“校友圈”，破坏学术生态公平性。 

二、阻碍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机制问题成因

根本原因在于绩效主义思维与资源分配机制的深度绑定，叠加社会认知惯性和改革执行偏差，形成系统性路径依赖。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评价体系异化：重论文、轻转化与科研短视

论文是经过同行学术评议、“三审三校”的规范文本，是体现科研人员创新性工作的重要载体。申请课题、发表论文等客观指标因易量化特征，成为评价核心指标。而成果实际价值等主观评价成本高、争议大，导致评价体系长期依赖简单指标，科研活动陷入“申请课题—发表论文—职称晋升—获得奖项”的封闭循环。当前职称评审仍将论文、课题作为核心业绩和充要条件，科技成果转化仅被视为锦上添花之物，大多不在科研课题的设计框架之内。当前我国高校专利转化率约为3.8%，企业专利转化率约为50%，科研院所专利转化率约为11.8%。[6]这种导向迫使科研人员聚焦短周期论文产出，催生低水平重复研究，使科研异化为流水线生产，诱发某种程度的科研形式主义。更深层矛盾在于，现行预聘制要求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定量成果，缺乏对重大创新长周期的包容机制，迫使科研人员转向“短平快”课题研究，加剧碎片化创新过剩而原始突破匮乏的结构性失衡。

（二）管理机制较固化：服务意识不强与资源配置失衡

在教育科技快速发展阶段，论文数量、奖项级别等量化指标因便于管理和资源分配，成为筛选人才的“捷径”。当前高校、科研院所管理部门中，行政化理念仍占主导，管理人员服务意识薄弱，甘为人梯精神不足，对一线教学科研人员关心支持不够，对人才科研项目全流程管理和科研成果孵化转化方面提供的服务支撑不足，在为科研人员营造潜心研究的氛围和机制方面差强人意。同时还存在“双肩挑”角色冲突，某些相关专业背景的管理人员既想保留科研资源，又未充分履行管理职责，使项目审批岗位成为资源聚集节点，有职务者优先获取课题、组队及论文发表机会。

（三）行政干预多：政策导向依赖与资源分配规则

改革开放后较长时期内，我国高等教育以“规模扩张”“追赶型发展”为核心目标，行政部门为快速提升高校学术影响力、科研竞争力与人才培养规模，倾向于采用易量化、易考核、易对比的评价指标构建政策体系。同时，行政部门掌握高校核心资源分配权如财政拨款、科研项目立项、重点学科实验室布局、人才引进专项经费等，长期将固定指标作为资源分配的核心依据，形成“评价指标—资源获取—高校行为”的非良性循环。政府部门对高校的监管与考核如周期性学科评估、高校办学质量评估、“双一流”建设动态监测等，存在“考核期短、指标零碎、标准刚性”等特征，这种约束机制进一步固化了已有的评价体系。

（四）科研功利化：“冷板凳”精神弱化与创新力不足

行政管理与服务的不科学和作风不到位，引发某些教学科研人员对待职业发展的“不淡定”心理。若其学风建设不到位，缺乏心无旁骛潜心研究的毅力和韧劲，则会感到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特别是相较其他有职务的教学科研人员来说心理落差更大，由此导致“官本位”思想抬头，想要谋取“一官半职”，力求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一些教学科研人员认知存在偏差：一方面，对服务国家重大科技需求的有组织科研模式、跨学科协同攻关的“大兵团”作战机制，以及重大科研成果成建制转化的战略意义缺乏认知；另一方面，对教书育人、临床诊疗等本职核心职责，及科研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重视不足。此类人员将个人职业发展重心过度聚焦于论文发表、学历提升、人才“帽子”获取、职称晋升与奖项申报等个体目标，并将其视为实现个人职业声望与物质利益双重提升的核心路径。

（五）利益主体行为失范：精致利己主义侵蚀学术生态

职称、“帽子”等与科研经费、晋升机会等资源分配的直接关联，诱使部分人员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拥有行政职务的科研人员利用权力“虹吸”项目、奖项及成果，在项目课题申报、论文发表、奖项申报等方面“先行一步”，更有甚者还将同事、学生的科研成果据为己有。一些拥有行政职务的学者在学术资源竞争上更具优势，使资源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人和少数学科上，形成强者更强的“马太效应”，有的还进一步形成集“行政长官”与“学术权威”于一身的学术霸权。青年教学科研人员在这一体系中显出弱势，30-40岁是科研人员精力最旺盛、创新思维最活跃的时期，本应是最能攻坚克难、最易出成果的时期，但在论资排辈和资源关系为先现象的影响下，其资源被大龄科学家团队“虹吸”。相比而言，一些国家重大项目科研项目团队则呈现年轻化倾向：北斗卫星团队核心人员平均年龄36岁，量子科学团队平均年龄35岁，中国天眼FAST研发团队平均年龄仅30岁。[7]

三、加快破除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机制障碍对策建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推进改革分类评价体系，完善激励制度，持续整治滥发“帽子”“牌子”之风。当前，高校和科研院所要加快推进“立新标”的工作，通过推动评价体系回归学术性和荣誉性，推动教育与科研回归“育人启智、探索真理”核心使命，这是非常难题与关键之举。我们要从以下六个方面探索，建立适应国家战略需求的教育和科技评价体制机制，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一）构建实事求是、分层分类的评价体系

在科研方向评价方面，基于不同研究领域的特性实施分类评价。在职称评审方面，推进按学科属性、研究方向和岗位类型分类评价，进一步细化评价标准。在科研成果评价方面，要优化评价激励导向，突出原创导向、需求导向、市场导向，激励更多人才投身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引入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参与评价过程，增强评价的客观性和公信力。建立科研成果跟踪评价机制，对成果在一定时期内的应用效果、影响力进行持续评估，将评估结果作为后续科研项目支持和奖励的重要依据。对于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科研成果，给予专门的转化扶持资金和政策支持，加速其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进程。同时，要尊重科学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周期，建立允许失败的长周期考核机制，调动和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二）突出对新质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度

习近平强调：“全面提升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要把服务高质量发展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任务。当今时代，人才是第一资源，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8]“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9]这些重要论断为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新时代的使命担当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也要求我们必须推动教育科技人才真正成为各级党委政府抓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参与者、践行者、引领者、贡献者和座上宾。从认识论与实践论耦合视角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决定了破除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机制障碍的关键逻辑，在于将人才评价的核心标尺锚定其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贡献效能，以及对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发展的实质性推动力度，以此实现评价导向从形式化指标向价值性实践的根本转变。要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倒逼教育、科技、人才、学科、专业、课程改革。在学科专业方面，要按照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2025—2027年）》，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紧跟产业发展趋势，优化专业布局，加强学科交叉融合；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要深化产教融合，通过校企合作、联合培养等方式，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在课程设置上，要根据产业需求更新课程内容，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三）深化管理赋能与精准治理改革

高校、科研院所管理人员要处理好管理者与专家学者之间的角色关系，要明确领导干部第一身份是“勤务员”，其次才是专业人员。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导向，优化干部选育管用机制，严禁“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入仕”；在选拔高校、科研院所领导干部要破除看有无“帽子”、职称和奖项等不成文规定，要突出事业为上，坚持“人岗相适、人事相宜”的选人用人导向。要优化健全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管理干部的评价，坚持“问效”导向，完善干部动态跟踪提醒与预警机制，激励管理干部在管理中获得成长，而不是醉心于原有专业方向。

（四）重构政策导向与改革分配机制

行政部门应当减少行政干预，重构政策导向逻辑，打破“量化指标至上”的路径依赖。遵循教育教学、科技创新和人才成长规律，避免急于求成、过度管理，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改革资源分配机制，构建与高校办学定位、核心使命匹配的资源分配模式。加大对基础研究、跨学科协同攻关、成建制成果转化项目的资金倾斜，对在教书育人、基层服务、乡村振兴等领域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及时激励。优化监管考核范式，破解短期化、碎片化、“一刀切”困境。强化政策协同与反馈，统筹教育、科技、人才政策体系，建立“政府—高校—行业—社会”多元参与的评价反馈机制。明确部门权责边界，避免政策执行中“多头干预”，为高校破除“五唯”、回归内涵式发展提供清晰、稳定的制度环境。

（五）构建学术监督与青年学者托举制度

加强学术权力监督，杜绝学术权力寻租，加强对项目评审、成果认定的管理与监督，实施经费配置全流程公示机制，强化权力运行的透明性与约束力。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优化学术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专业性与独立性，遏制学术腐败的产生。行政部门和高校科研院所要为年轻科研人员在科研创新机制中提供优先、倾向政策举措，支持他们甘坐“冷板凳”，勇闯“无人区”，心无旁骛地攀登科研高峰。改革人才荣誉评价标准，提高团队建设、青年托举等长期性指标的权重，强化资源公共属性认知。

（六）加强思想引领，培育潜心科研文化

引导科研人员树立与国家战略需求相契合的职业理念，构建强大的思想引领机制。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科学家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并将其融入科研人员常态化培训体系，强化“四个面向”的责任意识，推动其将个人研究方向与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民生保障需求主动对接；针对专业技术人员转任管理岗位的群体，开展前置性履职培训，重点围绕“科研管理服务效能提升”设计课程，包括科研资源统筹分配、跨学科协同攻关组织、科研成果转化对接等实操内容，避免因管理能力不足导致科研服务脱节；以科研团队基层党组织为载体，建立“党建+科研”协同机制，通过设立“党员科研先锋岗”、组织重大科研任务攻坚临时党支部等方式，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转化为推动团队协作的实际动力，破解科研领域“单打独斗”导致的成果碎片化问题。

注释

[1]王鸿生：《“钱学森之问”：从历史文化视角看创新人才的培养》，《光明日报》2013年3月25日。

[2]侯建国：《深化科研院所改革赋能科技强国建设》，《求是》2025年第7期。

[3]陈鹏：《“破五唯”能否刹住学术交易之风》，《光明日报》 2021年1月18日。

[4]柯平：《院士专家“赶场式”跑会可休矣》，《科技日报》2025年5月6日。

[5]《习近平向2024世界传统医药大会致贺信》，《人民日报》2024年12月4日。

[6]董城、李春剑：《中关村论坛首次聚焦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光明日报》 2024年4月28日。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0页。

[8]习近平：《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求是》2023年第18期。

[9]《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人民日报》2025年9月25日。